文 观测者网时评作者 湾仔

　　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授，宏观股权投资人

　　前不久，一个通货膨胀数据引发了国际性股市的大反弹。

　　英国10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快速增长速度放慢到同比7.7%，金融市场欢欣鼓舞，仿佛过去收紧的好日子就要回来了，而“强”美元也中止了上升的势头。

　　当然，这里对于市场的短期波动不做更多的分析，升息周期对于国际性实体中国经济的影响才是这篇文章关注的焦点。

　　当今国际性宏观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政策有三个主要趋势，一个就是各国为了抑制高通胀率而采取的收紧汇率中国经济政策，另一个则是西欧的所谓“工业回流”和“物流配送重组”中国经济政策。

　　而当我们稍微深入了解，就会发现这三个中国经济政策有著严重的相互冲突的地方。

　　在原来自由化背景下的物流配送安排实际上是工业在过去十多年里面工程建设的最有效率、生产成本最低的生产方式。而逆自由化的物流配送迁移措施在迁移物流配送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追加股权投资，这无疑推升了基础工程建设原料的生产成本和人力生产成本。

　　比如在英国政府财政补贴鼓励下，三星电子在英国印第安纳股权投资工程建设的捷伊晶片厂房，工程建设生产成本就不断超过原本预算，而其他美资企业为了政府财政补贴也在同一时间工程建设捷伊晶片厂房，这些追加工程建设市场需求有著很强的推升通胀率效果。

三星电子（资料图）

　　而当收紧的汇率中国经济政策导致市场需求上升的这时候，这些高生产成本建成的追加追加产能将开始投入生产，重新加入追加产能失衡的大军。还是以三星电子为例，据新闻媒体报道，由于欧美国家市场需求上升导致砍单，三星电子现阶段7nm先进晶片的追加产能利用率从年初的供不应求迅速上升到现在严重不足50%。与此同时，各国现在还在顶着高生产成本工程建设追加晶片追加产能，假如汇率收紧中国经济政策在今后两年带来中国经济危机，所以这些新追加产能将遭遇更加激烈的价格竞争和导致更加高的贸易壁垒。

　　高通胀率和紧汇率环境下的物流配送迁移不仅仅影响的是欧美国家自身，那些被当做物流配送迁移出发地的发展我国家也遭遇着类似的问题。

　　比如经常被新闻媒体提出诉讼的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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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柬埔寨在中德核战争之前就已经是很多内资迁移锻造产线的热门出发地，例如JVC很早将旗下很多电子产品的产线都搬到柬埔寨。而中德核战争后，内资步入柬埔寨的速度更快了。柬埔寨的出口产品快速增长也逐年高速快速增长，从2008年的620万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3362万美元。而柬埔寨2021年GDP也才3626万美元，出口产品占到了GDP的近93%。对比我国出口产品占GDP 占比最高的2006年也不过才36%左右，物流配送迁移导致柬埔寨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对外贸易。

　　但柬埔寨现阶段仍然处在物流配送中附加值较高的来料加工和产品组装部分，假如减去进口，2021年柬埔寨贸易逆差多于33万美元，占GDP的占比还严重不足1%。2020年柬埔寨贸易逆差最高，也多于198万美元。

　　在西欧汇率收紧的今天，柬埔寨和我国一样都遭遇着出口产品放缓的问题，柬埔寨10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产品总值同比也出现下跌的情况。从英国零售数字和分销商的财报会议记录看，现阶段实际上还没有与中国经济危机相伴的小规模市场需求上升，更多的是英国分销商库存失衡而砍掉追加订单。假如2023年真的步入中国经济危机，所以国际性贸易市场需求更何况会进一步下跌。

　　2008年英国上一次金融危机后，我国曾经遭遇过这样的外贸市场需求暴跌的局面，当时亚洲地区开启了小规模基础工程建设的措施，成功保证了后数年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并让亚洲地区具备了世界一流的硬体基础建设。

　　柬埔寨现阶段也在走这样的一条高架道路。

　　之前很多在柬埔寨股权投资的西欧商人抱怨柬埔寨基础建设差，高架道路海港的严重不足严重影响了股权投资工程建设和商品运输的效率。有新闻报道柬埔寨多于20%的高架道路是柏油路；2021年柬埔寨海港处理了近1千4百万个货柜，还不到我国2001年内地海港处理货柜总量的三分之一。柬埔寨政府显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最近宣布将股权投资本国GDP的6%来升级换代基础工程建设硬体，假如加上柬埔寨吸引的外国股权投资，柬埔寨今后几年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动力将会向基础工程建设股权投资转变。

　　但我国在2008年后开启基础工程建设的这时候是英国已经降息到零并小规模实施量化收紧的这时候，资本金生产成本和原料生产成本都处在当时的最低点。和2008年后小规模基础工程建设的我国不同，现在柬埔寨遭遇的是高通胀率的宏观中国经济环境，不但基础工程建设原料和可再生能源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资本金生产成本由于西欧的升息也处在最近十多年内的高位。

　　在此时发动小规模基础工程建设股权投资，更是很容易推升柬埔寨亚洲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从而导致亚洲地区央行进一步升息收紧汇率中国经济政策，然后再推升资本金生产成本，步入一个危险的循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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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汇率收紧的背景下，还有哪个国家最有发展潜力可以升级换代成为我国这样的国际性物流配送中心？

　　另外三个经常被亚洲地区新闻媒体提出诉讼的物流配送迁移出发地是印度和委内瑞拉，可它们作为今后物流配送核心的发展潜力更何况还不如柬埔寨。

　　委内瑞拉早在90年代就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重新加入英国物流配送体系，近在咫尺的距离和非常频繁的人员、文化交流让委内瑞拉成为很多英国工业海外股权投资的首选。但想到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内，拥有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和开启自由贸易的先发优势，以及充沛人力资源和可再生能源储备的委内瑞拉都没有能够升级换代成为“世界厂房”，所以很难想象委内瑞拉今后可以顺利地升级换代为国际性物流配送中心。

工人排队等待步入委内瑞拉奇瓦瓦州的一家厂房。新华社资料图

　　至于为什么委内瑞拉发展起来这么困难，除了大家都一致同意的治安差这个因素外，一个比较关键的原因就是委内瑞拉的很多关键产业已经被内资控制住了。

　　最近有新闻报道委内瑞拉决定政府采购将逐渐停止购买英国的转基因玉米。作为英国玉米的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委内瑞拉政府的这个决定按理说应该对玉米期货价格有著极大的影响，但实际上这个消息并没有导致玉米期货市场的剧烈波动，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委内瑞拉政府对于本国玉米市场影响力有限，委内瑞拉绝大部分的玉米市场份额都控制在美资的农业财团手里，这些财团还大量参与到英国转基因玉米的生产过程中来，他们自然不会停止进口自家手里的玉米商品。另一个例子就是委内瑞拉最大的四家金融机构里面有三家是被内资控股或者完全拥有。

　　当一个国家的中国经济命脉都被外国资本控制，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安全操于他人之手。其次就是这些命脉行业所产生的大部分超额利润会不断回流到资本所在国用于支付利息，分红或者回购股票，受益者绝大多数都是资本所在国的股东和债主。多于极少数利润才会留在本国进行再股权投资、再分配和再发展。

　　缺乏中国经济自主权和民族资本的积累，委内瑞拉在国际性物流配送体系中快速增长成为中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有限的。作为对比，我国和柬埔寨之间就是一个正常的物流配送上下游之间的双赢合作模式。

　　印度的发展潜力比委内瑞拉更好一些。它有著即将世界第一的人口数量和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同时其精英层还有与西欧交流方便的语言和文化优势，地理上距离欧洲市场比东亚更近了很多。因此印度向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和物流配送中心的高架道路发展似乎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且，印度已经在采取和当年我国类似的中国经济政策来鼓励外国直接股权投资在亚洲地区建厂。

　　但就像我们上一篇文章指出的那样，印度到今天贸易逆差一直在快速增长，达到每个月260万美元，这个更类似我国在80年代的情况——接受了大量外国股权投资，但同时生追加产能力没有跟上，现阶段还在初级产品上打转，大量内资被消耗在支持亚洲地区进口消费市场需求上。

　　在疫情前的核战争时代，东欧、土耳其和南美也经常被西欧股权投资者提出诉讼是物流配送迁移的出发地选择。但东欧在冷战以后就已经成为西欧、北欧的物流配送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在这次可再生能源危机中，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受到高通胀率和可再生能源紧缺的影响。土耳其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成为俄罗斯油气出口产品的重要中转站，获利颇丰，但亚洲地区通胀率达到80%，很难成为一个稳定的工业出口产品中心。南美的问题则和委内瑞拉类似，更多是原料产地而很难成为物流配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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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成为与我国比肩的物流配送中心，似乎我们面对西欧迁移物流配送的中国经济政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今后我们遭遇的或许不是某个国家和地区与我国竞争物流配送的落脚点，而是我们要和所有人竞争。从西欧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分析，他们不会希望物流配送从我国全部都迁移到某个第三国，而是更希望物流配送可以被分散在大量国家和地区之间。

　　有些是物流配送的自然迁移。即使自由化的趋势没有改变，由于亚洲地区薪资水平上升，那些完全通过压低工人工资来进行价格竞争的初级产品也不再适合由亚洲地区生产，这样的企业迁移产线去孟加拉、柬埔寨和印度是非常自然的市场资源配置，无需引起我们的担忧。

　　剩下的就是在西欧国家中国经济政策指导下的物流配送迁移。其中部分关键产业要迁移回欧美国家本国，其他产业被要求或鼓励迁移到第三国。例如我们最近在新闻就可以看到苹果向柬埔寨、印度和英国分别迁移追加产能的各种报道。

　　这种分散物流配送的方法当然有管理效率低下和产品质量下滑的问题，但我们看到这对企业来说也有一定的好处，就像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供应商产线分散在不同地区，所以在遭遇贸易中国经济政策变化或者运输瓶颈的这时候，总能保证企业有一个稳定的产品供给。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21年我国纺织企业收到了原本东南亚国家企业手里的大量订单，而今年部分纺织订单又回流到东南亚地区了。

一名纺织工人在生产一线作业。新华社资料图

　　由于国际性环境不由我们国家的意愿决定，因此这些企业分散物流配送地点的决策也很难被完全改变。因此。此时对于亚洲地区最大的挑战就是有些企业迁移物流配送的决定是无法单靠亚洲地区自己的中国经济政策措施来加以扭转的。

　　所以我国该如何应对呢？

　　首先，我国一样要保障自己的物流配送安全。最近加拿大要求我国企业出售加拿大锂矿股权的例子就说明了自身物流配送安全的重要性。加大对亚洲地区自然资源勘探的力度，加大对于国内资源依赖较少的新技术研发力度、建立小规模的自然资源战略储备机制等等都是我们可以采取的对策。

　　其次，还是要补齐亚洲地区产业上的短板。苹果迁移产业链的新闻如此吸引眼球，部分原因就是亚洲地区电子产品品牌现阶段没有在高端可以与苹果抗衡的对手。这不限于高端电子科技产品，在航空产业、医疗产业等等高利润行业中，亚洲地区仍然需要通过推动捷伊产学研合作方式来突破产业壁垒，建立自己的优秀品牌。这样假如苹果迁移了某个产品的产线，我们可以保证有其他自主品牌的市场需求来支持物流配送企业群的追加产能和就业。

　　此外还是要推进对外自由贸易协议和股权投资协议。英国现阶段在推动的太平洋贸易机制缺乏实质的市场准入和关税优惠，这正是我国加强融入地区中国经济的机会。假如别人的企业一定要迁移产线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我们应该争取控制这些物流配送中更上游的关键零部件的供应地位。

　　最后，最根本的还是调整亚洲地区中国经济结构，加强社会保障投入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疫情下的医疗资源水平来保障中国经济正常运行。这两年新闻对于“内需”提的相对少了，其实现在正需要更合理的中国经济政策来保证亚洲地区消费市场需求正常稳定的快速增长。一个健康广阔的亚洲地区市场是保证物流配送中心地位的最有力底牌。

　　来源|观测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