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朔有篇名为《有个老头九十多》的短篇故事，讲了一个德高望重、为一方俗人所称颂的老头的故事。老头退休后没几年，老伴死了，儿女们便动员他再找一个后老伴，附近的大妈们也有主动上门送关怀的。没承想，一转头，老头竟吞了一把安眠药，自寻短见。

老头的儿子不理解，跟老头急：“您这是为什么呀？”老头不好意思：“太给大伙儿添麻烦了。”老头的儿子叫嚷：“您甭不知足！这么多人待见您。我到您这岁数，还不定趴哪条阴沟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隔了几个月，老头跟旁人说：“多烦呐！我这一辈子就想一个人待会儿，谁也不让。”

王朔离开大众视野久矣。2007年前后，他曾出版几本书——《致女儿书》《我的千岁寒》《新狂人日记》《和我们的女儿谈话》，随后，除了给《非诚勿扰2》担任编剧，短暂探出头，瞧瞧外面，他再没出来过。

编剧史航评价：“王朔就是那种很想一个人待着的人，待到心里没动静，再等会儿，觉得外面也没动静了，才忍不住探出头，看看外面，结果，又觉得还是应该一个人待着。”

多年前，媒体人王小峰曾在文章中写道：“王朔创造了一个时代，在一个正确的时间引领了一个时代，在一个错误的环境离开了这个时代。他不回来，看上去有点尴尬，他回来，也许会有新的尴尬。”

今年，王朔推出新作《起初·纪年》，新书一出，果然生出许多热闹，一众读者吵翻了天。这本厚达706页、煌煌54万字的书，有人爱到不行，甘当“自来水”，逢人便推荐；有人匆匆扫了一眼，就开始义愤填膺、横眉立目地质问道：这写的是历史？

王朔的新作《起初·纪年》。

作家止庵用“求马唐肆”一词来形容后者，并引用鲁迅评论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时说过的一段话——“这一篇历史的小说（并不是历史小说），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止庵说：“任何阅读与批评，我们都要得其门而入，明白作者想给什么。就跟旅游一样，你非去海滨城市，吵嚷着怎么看不到山，是不是有点胡闹？”

史航则说：“最早读王朔作品，我正高二，刚上文科班。35年之后，他依然有作品，我们依然在争鸣，多好。”一开始，史航仍把新书当王朔原来的作品来读，但读着读着，发现不对劲，“就像你在自以为的平原上走着，突然一低头，一抹脸，哎哟，流出两行鼻血。好好地，怎么会高原反应啊？再一看，哦，跟以往不一样了，这次是在高原行进”。

《起初·纪年》里面，一帮历史人物甩着京片子，聚在军事会议室里，对着沙盘，拿个小棍，策划对匈奴的反击战。开完作战会议，这群人就开始惦记：饭来了吗？咱们待会吃啥？到了晚上也不回家，累了就直接打地铺，一群人和衣而卧。传达室的风大爷更是身担多职，不仅要负责通风报信，还得负责熬粥。

看上去，每个人都兴高采烈，聊得特开心，闲了还会互相挤兑。可一转眼的功夫，那些曾经共事的人，一个个都不见了，甚至有的连族都被灭了。

王朔没准备将幽默进行到底。他用了一句“起初，我六年”，轻手轻脚就把读者放进宏大的历史。史航说：“历史残酷就残酷在这里，一群人拿个小棍，拨弄着沙盘，就决定了十几年的烽火遍地、亲人离散，正所谓‘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就是历史的真相。打着地铺开作战会议的那群人，一觉醒来，才惊觉，这睡的哪里是地板，分明是睡在大雪地上了，就像《红楼梦》里曹雪芹写的那样——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在史航看来，王朔在这本书里想讲的无非两件事：这场大雪是怎么下起来的？这个局是怎么散的？起初，汉武帝刘彻像诺亚方舟上的诺亚一般，想带着大家一起走，但这船有裂缝，咕咚咚往里灌着水，哗啦啦往下掉着人。到最后，诺亚方舟成了独木舟，只剩刘彻一人。

史航说：“一群历史人物坐在那儿烤肉、聊天，在大雪天里冻得嘶哈嘶哈，没一个人招呼读者，读者也不用他们招呼。我们知道一切都将付之东流、重归齑粉，可又觉得也是理所当然。”

王朔用极慢的速度，在书中一笔一画写了“孤”与“独”二字。读罢此书，不免生出一种感慨——所谓西汉王朝，不过昨夜一场饭局。

以下是新周刊与止庵x史航的访谈：

“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小说”

王朔在《起初·纪年》的自序中写道：“当我起大妄想准备上探、觊觎一下我国文明源头，就把自个搁这儿了。这一猛子扎出去，再抬头就是十啦年之后，街上流行戴口罩，恍范儿苍孙已然耳顺。”

几年前，王朔告诉媒体，自己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拒绝透露更多——“我有点儿迷信，没有写完的小说不能提前跟人说，就像做饭一样。”王朔像做饭怕揭锅盖一样捂着，可一谈论起此事，眉眼间总是透着得意。

最近，史航见到王朔，发觉他身上带着一种通体的愉快，“他肯定是痛快了”。但很多人看完书，觉得不痛快。哪有这么写历史的？怎么汉武帝及周围一众大臣全都是一口京片子？为什么书里的人称时而是“我”，时而是“上”？

止庵说：“因为故宫的存在，我们大概推断出明清皇帝生活起居的模样。很多以明清宫廷戏为模板的历史小说，正是在此基础上创作而来。但人们觉得如果凭借这些，就可以准确揣度时间更早的历史题材小说的环境乃至人物关系，无疑是错误的。

“我们读《左传》，能感觉出当时王住的宫殿与街上老百姓的关系要密切得多。汉代的皇帝也不能比照明清的来写。历史小说其实都是虚构想象的，只不过有些人会试图建构出一种常规理解中历史的模样。

“在《左传》和《史记》中，都曾出现儿童在街上唱歌谣被皇帝听到的记载，如果拿现在的紫禁城去想象过去汉代宫殿的话，皇帝怎么可能听见街上儿童的歌谣呢？

“曾有很多作家从历史中取材，写现代人的故事，比如鲁迅的《故事新编》、王小波的《红拂夜奔》。但王朔的创作手法不同，他是捋着汉武帝登基六年直到汉武帝离世，纵横几十年的时间线，书里有很重的史实成分，很多情节都依赖于历史记载。”

学者、作家止庵。| 图源受访者

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读后，给止庵发过一段文字，写道：“历史处理材料，小说处理记忆；材料需要准确，小说需要共鸣；历史注重记录，小说关注生命体验。所以，要是按那一套标准要求小说，就没法聊了。写历史大事件，拎几个高光时刻，是相对容易的。而我看王朔这小说，就偏偏喜欢他填补漫长冗余历史非事件性时间的能力。”

历史上，史官们在史书上记载的，大都是非常重要的节点与事件，但中间仍留有很大空隙。“王朔是用他的想象力，把一个个空隙点连起来，连成一条线，把这些空隙给填满了。这条线不是直线，而是绕了很多线头，是一点点被充实起来的。”止庵说。

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写道：“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

在鲁迅的《故事新编》一书中，后羿管嫦娥叫太太，在大禹治水的故事中，甚至出现“古貌林”“好杜有图”“古鲁几哩”“OK”等文字。王小波写的《红拂夜奔》，隋末唐初大将军李靖一门心思都在证明数学定理。人们随手就能拦下大隋朝的taxi，但司机并不开车，而是赤身裸体，只穿一条兜裆布，手里拿着一条帆布大口袋，问好了去处，就张开口袋把人盛进去。

对于书中天马行空的描写，王小波解释：“假如本书有怪诞的地方，则非作者有意为之，而是历史的本来面貌。”

止庵说：“有些人觉得奇怪、看不惯的地方，可能正是作家们最用心的地方，人家的兴趣点和意图创新的地方，结果到了你眼里，成缺点了。我看了一篇批评王朔小说的文章，里面列出好多地方，质问：你为什么不这么写？可人家本来就不是迎合你的兴趣在写作啊。”

王朔是拿口语（即所谓的新北京话）写作的作者，写完检查文字，也要拿口语来回溜，没磕啵儿才觉得通顺。因此，他每年的写作时间主要集中在春夏，冬天一冷，嗓子不舒服，写作速度便会慢下来。去年冬天，编辑希望王朔能写个序，王朔回：“最近烟抽得多，嗓子不好，写不了。等开春吧，开春我嗓子好了，就能写了。”

王朔新书里的人物，甩着京片子，几乎个个都是话痨。王朔自己曾形容：“北京话是一种天生掺水、强调口腔快感的语言风格，见面就聊，聊起来没完，中间一个磕啵儿都不打。”除了北京话，王朔还在小说里夹杂了吴语、粤语以及貌似长安人应说的陕西话，更有外语、网络梗、仿写先秦古歌，等等。这些语言的运用，令不少人费解。

在止庵看来，这涉及语言真实性的问题。止庵说：“古代人应该怎么说话呢？咱们既没有影像，也没有录音，可以考证的只有一些文字记载，但《水浒传》是明朝人写的宋朝事儿，用的是明朝话，《西游记》是明朝人写的唐朝事儿，用的也是明朝话。什么才是准确？

“古代人不说文言文，那只是当时的一种书面语；那半文半白呢，在戏曲中造出来的语言；有人说，应该讲普通话，可普通话是北京话之后出现的，时间上更晚；说陕西话或河南话呢，现在的陕西人、河南人祖上可能根本不在陕西或河南，咱们能想象杜甫用河南话写诗吗？

“没有一种语言是对的，换句话说，你让他们说什么都行。贾行家曾说过一句话——作家得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来书写，任何一个作家都应该用他最拿手的语言写作。王朔最拿手的语言就是北京话。”

王朔将高高在上的汉武大帝，拽到普通人的层面，在帝王生活里注入非常多日常生活的细节。史航形容这本书“胡天胡地不失为人间，亦古亦今不外乎柔情”，称其“对事写荒谬，对人写柔情，最后荒谬和柔情拧成一股麻花”。

王朔的心软，在这本书中亦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从历史的褶皱里打捞出很多未曾被呈现的悲伤、很多缝隙间的历史，人物间微妙的心理，都被他仔细推敲过、咂摸过。

王朔写晚年的汉武帝，在太子死后陷入巨大的悲伤，日日思念——“一夜夜入梦，刚出生，小脚丫；第一次迎风跑，头发飘飘；依偎母亲腿间小手紧擦母亲手，羞怯一掉脸；在笑、在哭、在痛哭，一遍遍演给你看，都是活生生样子。午间小憩也来，好像唯恐生怕你忘记他活过。”

他写汉武帝在临死前，醒在往事中：“往事如花车载哭载笑一趟趟开来，好像一生漫长，其实也不过几件事，要紧的几个人。哭的都是你在乎、最心疼，也曾对不起的人。笑的是欢乐时光同在的人。还有一些面目不清的人，是你忽略的人。结交相识的人太多，结果是对谁都不好。还有更多黯淡如鬼魅的人，是你殃及、祸及，或因你失去生命的人。”

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那本《第二十二条军规》，曾对王朔产生过决定性影响，这本书让他学会了对幽默感的处置和重视。王朔对止庵说，写《起初·纪年》的时候，他还受到了约瑟夫·海勒《上帝知道》的影响。

和很多作家一样，约瑟夫·海勒再没有一部小说，能超越第一部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影响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约瑟夫·海勒已经江郎才尽，而是他选择不再迎合大众。

《上帝知道》这本书取材于《圣经》中大卫王的故事。晚年的大卫全身枯槁，奄奄一息，躺在病榻上回顾自己的一生。不过，约瑟夫·海勒没有让这个故事变得沉重，而是一如既往地黑色幽默，用现代的语气吐槽，但读罢，却能感受到无尽的孤独，一如约瑟夫·海勒发出的那句天问：“人独自怎能得暖？”

王朔曾在序中说，自己写到后面写乱了，“乃至最后写丢了第一人称，通篇以第三人称尬然终了”。但止庵认为，“王朔的话不能全信，他这人一直都特别喜欢攻击自己”。

“他用第一人称的时候，一定是我之所见、我之所想、我之所问。等到视野转换到无法叙述时，或情感上的微妙处，他就没法离得太近，这就需要将人称转换成第三人称。他是在用一种‘隔’的办法来写，离得太远或太近都不适合第一人称，都需要隔一下。写到最后，随着汉武帝老去，他对这个世界的兴趣越来越小了，索性全都变成‘上’了。”止庵说。

王朔作品《动物凶猛》。

史航形容：“一个本是天生该当棋手的皇帝，却眷恋于每一个棋子，见每个棋子都不好意思。这种不忍心，用‘我’这一人称时能看出来，但需要杀伐果断、狠心割舍弃子时，王朔就会换成‘上’。这很‘王朔’，他就是典型的嘴硬心软，脸皮忽薄忽厚。”

那些老“古德白”

王朔在《一点正经没有》里，曾描绘过一个“古德白”的形象。一个名叫古德白的老头子横冲直闯进屋，进来就气冲冲找男主方言算账，认为他讽刺了自己。

方言说：“我什么时候讽刺您了？我连一分钟之前有您这么一号人都不知道。”古德白则理直气壮地认为，方言在万人大会上说过的那句“现代文学宝库中的大师之作哪一篇不是玩文学”意在影射自己——“现代文学宝库中的大师除了我没别人，你没说我说谁呢？”

王朔新书出版后，有人在微信群中发泄愤懑：“王朔才尽且无学，倚京圈之重，以痞子腔与上弓式硬伤糟蹋《资治通鉴》，这是对文化的污损。”

史航说：“看吧，王朔笔下讽刺过的那些老‘古德白’都还在，现在已经进化成了老古德白二世、老古德白三代目。直到现在，这些人仍会被王朔激怒。”

止庵回应所谓“文学京圈”的说法，笑言一旦盖上此章，便“宛如新时代遗老遗少，交游广阔，宾客常满，朋友遍天下，偏财横财大小通吃，人脉不是一般的深广。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北京这地方太大，谁也很难认识谁，即便认识，也不大走动，一年也见不上几面。我跟王朔根本就不熟，到现在只见过两次”。

“我就喜欢看王朔犯贫，他这些话里话外的小贫，揭示着千秋万岁、连绵不绝、煞有介事、巨大的乏。越是跳脚的，越被写在这巨大的乏里面——正如鲁迅《故事新编·补天》里那些小眼睛里含着两粒比芥子还小的眼泪、出现在女娲双腿之下的小巧伟丈夫。”史航说。

对于这些争议，自始至终，王朔一直保持着低调。有网友评价称“沉默的王朔和他的话痨朋友们”，史航觉得这种说法很形象，但他觉得应该把“话痨朋友”换成“话痨读者”，“毕竟我们跟王朔真的不熟，都没见过几次面，之所以推荐，单纯是因为喜欢”。

编剧、策划人史航。| 图源受访者

但之前的王朔可不这样，他曾经非常懂得利用大众媒体，用他的话来讲，就是“讲见报率”，除非全国媒体封杀此人，否则骂他的文章也要被他统计到见报率中去。

史航也说：“其实王朔招儿很多，很懂炒作。在过去，人家相当于是卖时装的，讲的就是吆喝。但现在人家改行了，改卖旧书了。他就支一个小摊，不吭不哼，不打扰任何人，让人家自己挑。”

不少人觉得王朔变味了，借着这本书，感慨属于王朔的时代已然过去。对此，止庵并不认同，他认为作家的写作是有发展变化过程的，不同时期的作品，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硬要作家一以贯之地保持一种风格，多少有点刻舟求剑。

止庵说：“不仅作家会变，读者也在变。我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读王朔小说的，亲历过王朔最红的时候。但我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身边在看书的人已经不多了，那个年代抢着买的文学期刊，也早已无人问津。”

王朔是读书之人，为写这本书，他下了很多硬功夫。很多人对王朔在书中用“马迁”代指“司马迁”感到不理解，止庵曾问其中缘由，王朔回：“读《管锥编》，见有此写法。”止庵感慨：“他确实有学问，读《管锥编》这事，他人想不到。”

同样出生于北京训总大院，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叶京，曾评价说：“王朔给大众的感觉就是张嘴就来，思维极其敏捷，其实他回家恨不得想十天半个月，为的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也用功，这个用功是他回家做功课去了，不是靠他的聪明在这里跟你胡侃出来的，那是他思考出来的。”

书中“马迁”“方朔”“马相如”尚能找到出处，插科打诨的人名“窦文超”“梁文照”亦能令人会心一笑。可是将司马迁老婆唤作“饼妹”，多少令人费解。史航向王朔询问缘由，得到的答案是：“写140万字，经常会写累，累了就把生活里认识的朋友抓进来，缴获人家名字用一用。”

王朔作品。

小时候，王朔跟小伙伴在大院里看电影《青松岭》，里面有个爱搞破坏的坏人叫钱广，钱广回家总让老婆烙几张糖饼。有个小伙伴特别爱模仿这段，最后赢得一个外号叫“糖饼”，最后连累得他爸爸都被称为“老糖饼”。

长大之后，王朔津津有味地跟别人讲述这段故事，结果，一转身，发现自己也落了个外号，就叫“饼”，连“糖”字都省了。王朔也不抱怨，认了，他觉得毕竟自己的脸长得太平整，确实像饼。

史航初识王朔女儿王咪时，王咪就曾跟史航说：“饼最近很喜欢做早饭。”

怕人伤心，不怕人不高兴

在王朔早期的小说《浮出海面》中，舞蹈演员于晶跟倒爷石岜约会归来，跟闺密小杨说：“这是一个真人。”后来小杨找机会转述给石岜，石岜心里感动，但嘴上不露，反而装傻问了一句：“太乙真人？”

“明明感动了，却非用‘太乙真人’来打岔，就是典型的王朔。一旦被人识破、被人认可、被人懂得，他就会心生羞涩，开始强行打岔。打岔时龇牙一乐，实际上，他是害羞了。”史航说。

倘若以文如其人的方式去判断王朔，多半会对王朔产生误解。马未都曾评价：“他是一个心地很善良、假狠的人。他写得狠，但内心不是这样。”

王朔喜欢猫，养了好多只。几年前，有人去采访王朔，发觉他越来越像一只猫，“猫睡，他跟着睡；猫起，他跟着起；猫打个哈欠，他也困意袭来”。甚至，他连走路姿势都像猫，端着肩膀，轻手轻脚，悄无声息。

在《起初·纪年》一书中，汉武帝晚年的心事都讲给了猫，“嗫嚅自语人皆不解其意，惟猫知”，王朔更是借着阿娇的嘴，道出那句：“猫是好女孩投胎五次，每一世都必须是好女孩，才托生成猫。”史航说：“王朔总是把女人写得比男人高级，这本书里他是拿女人臊男人，拿猫臊人类。”

除了家里养的猫，王朔在家附近还喂养着三拨流浪猫。这三拨猫，来自三个不同的阵营，见面就掐架，王朔便分成三个食盒，分别放在屋外不同的地方，等着流浪猫来寻食。“搁谁能有这耐心啊？”为此，史航给王朔起了个外号，名曰：真·王大善人。

王朔内心有一片特别纯净的地方。在与作家孙甘露的对谈中，王朔提到自己喜欢看宫崎骏的动画，“一看到《魔女宅急便》，总能想起好多事，想起在青岛当海军的日子”。除了《魔女宅急便》，王朔还喜欢《千与千寻》，因为“动画里没坏人，最坏的汤婆婆，也就是要你给她干活，不是要夺你性命，想着就放心”。

王朔。| 图源豆瓣

最近，王朔告诉止庵，他很喜欢桥本爱演的《小森林》，“一个女孩子吭哧吭哧在那儿埋头干活，做饭就用自己种的菜，这片子拍得特别纯净”。

但“痞子”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成了王朔这辈子都摘不掉的标签。王朔自己也懒得摘了，甚至顺势一再强化这种形象。

史航说，王朔的痞，其实是一种真实，他总是试图指出一些问题，就像那个在人群当中，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动物凶猛》里，米兰问马小军：“你觉得这样有劲吗？”马小军嘶吼着回：“有劲！”其实潜台词是没劲，大家的生活都挺没劲的。

王朔经常用他的创作提醒别人，刺痛别人，更因此惹恼了别人。但“痞”字拆开是哪两个字？一个“病”，一个“否”，毛泽东曾在一首词里写过，叫：“人有病，天知否？”大概意思是：有病需要救治，上苍可知道？王朔的痞，是在戳破那些难以启齿的问题。

王朔就像《看上去很美》里面的方枪枪一样，为了获得小红花，争取过、努力过，甚至试图理解过规则，尝试着融入集体，但统统失效。后来，他扮演一个淘气的孩子，希望吸引别人注意，结果仍是被孤立、被嘲笑。之后，他索性开始配合表演——你不是说我痞吗？那我就痞给你看。再后来，王朔连这种对抗的兴趣都没有了，直接闭门不见客。

史航一直好奇王朔为啥不爱出来见人。一次，他听王朔跟别人聊起此事，“不爱跟人见面，见面三分情，见面就忍不住对人好，什么都答应”。在跟孙甘露对谈时，王朔也曾透露过：“其实我是个窝里横儿。出门就紧张，人多就肝颤，特别是我怕群众。我见群众有巨大精神压力。为什么我不爱去各种社交场所？到门口我进不去，人一多就把我吓着了，惊着了。”

王朔是怕人伤心、不怕人不高兴的那种人。如果真惹得谁难过了，他心里肯定百般过意不去。但如果不触及人的伤心处，他倒是不在乎对方高不高兴，甚至常会做出一些扫兴的举动，露出一副扫兴的神情。不过，这并非他故意为之，而是一种放松状态下的自然流露。

作家赵赵曾在一档对谈节目中，看到王朔接受采访的模样，喊来自己老公唐大年，指着电视里的王朔：“来，你看看什么叫臊眉耷眼。”这段经历，后来被王朔写进书里。王朔日常就是一副臊眉耷眼的模样，在这本《起初·纪年》里，他就是以臊眉耷眼的姿态来书写的，用史航的话来形容，“臊眉耷眼写春秋”。

王朔是一个禁得起骂的人，他骂自己，甚至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要狠。在《我看王朔》这篇文章里，王朔写道：“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需要一个王朔，才能证明我们的文学是繁荣的、百花齐放的？”他形容自己的文字是“文学这一母体下的崽儿甩的子儿变出的幺蛾子”，甚至带着起哄的架势，喊出那句：“如果我们注定要付出代价，我同意把王朔付出去！”

在这一点上，嘲讽他的人确实需要反省。这么多年过去了，是否骂出了新意？史航曾形容那些来不及阅读就急于发表评论的人，是活脱脱的“B超型书评人”。“怀孕做B超，不是男孩就是女孩，这些人扫一眼书，要么合我意，要么不合我意。一不合意，就开始骂人。骂的内容，颠过来倒过去，也就那么几句。”

王朔虽然禁得起骂，但禁不起夸，稍微夸他两句，就开始浑身难受。用王朔自己的话来说——“名实不符，都是债”，他生怕自己担上无用的“债”。史航笑言：“王朔有恐高症，离地半尺就受不了，稍微高点就开始嚷嚷，‘快放我下来’。”

透过王朔过往张牙舞爪的表象，你会发现，他有着很深的自嘲与自省精神。他曾在《昆明周记》中回忆自己的童年：“小时候在人群后面喊台上的人‘傻帽’喊多了，现在怎么也不习惯往人前站，总觉得还有一个自己远远躲在人后头喊‘傻帽’。”

如越王勾践般，耳畔总会响起“你忘了亡国之耻吗？”，王朔的耳边似乎总在响着：“傻帽！”这里面骂得最响的，恐怕就是他自己。这一点，参照王朔之前给自己起的书名便可略知一二 —— 《千万别把我当人》《谁比谁傻多少》！

王朔作品。

王朔一度非常高产，叶京曾评价：“大众的消费文化扑面而来的时候，大家打开电视天天看到的都是王朔的名字。”但有一天，王朔走在大街上，突然觉得精神大厦轰然坍塌，意识到自己的长处在丢失，他的生活没了。打那以后，王朔开始抗拒写作。

2001年，王朔更是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系统性的崩溃，他在书中写道：“梁左去世、我哥去世、我爸去世，迎面给了我仨大耳刮子，基本把我抽颓了。”

那段时间，王朔经常躲在家里，思考死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开始觉得周遭的一切都不真实，人们的喧哗、拌嘴都没意思了，他进城走机场高速，时常感觉一片片灰树林后面藏着另一个世界，以为自己看到了一生的尽头。

王朔开始找各种心灵解药，他开始研究佛经、圣经，甚至开始翻中学物理，但这些都给不了他答案。直到一天，他意识到，自己这辈子就写作这一个专长了，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就剩写作陪着，于是他再度拿起了笔：“写作治糟心，写出来就等于把糟心存电脑了。然后自己就成别人了，可以坐在桌前充满关怀地想，怎么把电脑的糟心解了。”

对王朔而言，现在的写作，纯属为自己过瘾。所以，趁早别用之前那套要求他、评判他了，就像他之前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我说不了那些气盛的话了，开始学一些老谋深算，锐气是不复当年了，谁要还想看我的小说解气，浇心中块垒什么的，肯定要失望。你们自己往上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