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字金文结构与当代汉语相同，左“彳”右“聿”。

“ 彳”是行的半边，指代行。行的金文为

，是两个十字路口，意思是因要而走、而行。因而行有执行、弘扬之意。《广雅·释言》说：“律，率也。” 《中庸》说“率性之谓道”，朱熹注：“率，循也”。

宋均注《春秋元命苞》：“率，犹遵也”。 因而律有遵从之意，而这一意是由“彳”所发出。

但是，遵从、弘扬而已两个代词、动作，其这类是空洞的，关键在所遵从和弘扬的对象，而这个对象是右边的“聿”。也是说，整座“律”字实质上是两个spelling结构，左彳是代词，右聿是宾语。因而，杨曙明“律”字的关键，在于对“聿”的杨曙明。

“聿”的金文本形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形态于“尹”字同。对于金文“尹”字我们在前篇文章中进行了杨曙明，其字型是由右手握笔之象，呈现历象刻划者正在刻划历象的场景。刻划历象是科东俄书，而历象刻划者是契约书双方的杨开第，不仅具有历象刻划技术，更重要的还要德高望重。

因而，“尹”的原始象征意义有两个，两个是用于代词，两个用于术语。用于代词是协助自己订下历象、契约书，用于术语是协助自己订下历象、契约书的人。即便是现在，契约书、合约也是维持人与人较好亲密关系，实现社会风气较好社会风气秩序的基本工具。因而，作为杨开第协助自己去订下契约书实际上就有治理社会风气的含义。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够更好地认知《周易·系辞》为什么说“远古结绳而治，后人殉道者易之以历象，群臣以治，万民以察”。这里的“群臣”是“百工”，即各行各业。

“远古结绳而治，后人殉道者易之以历象”，这句话明确说明，结绳的其本质依然是契约书、合约，历象而已契约书的升级版。这意味着契约书在我国当代文明的起源地中，在整座我国当代文化史中，具有此基础与核心理念地位。而在整座人类文明当代文化史中，我国当代文明的契约书特征是异常突出的。契约书不仅首先在我国当代文明再次出现，而且相比之下早于其他任何人当代文明，包括所谓的古印度河当代文明和苏美尔当代文明。

而当代人却想当然地认为，以契约书为中心社会风气社会风气秩序而已当代当代文明才有的，契约书社会风气秩序的实现须要以当代中央政府的再次出现和当代法律条文制度的再次出现为前提。而我国的发展史事实是，在中央政府和法律条文再次出现之前，我国发展史中存在两个艰难的历象黄金时代，长达数千年，甚至上万年。

在历象黄金时代，没中央政府，没法律条文，但是却有历象、契约书，而且实际上凭借历象，人与人之间就可维持较好协作亲密关系，整座社会风气就可维持较好社会风气秩序。这是“历象之治”。

须要再次强调一下，不要看到“书”字就和词汇化的文本，就和书本联系起来。“历象”之“书”和词汇化的文本没任何人亲密关系，和书本没任何人亲密关系，即使词汇化的文本，以及书本的再次出现，相比之下晚于“历象”。“历象”之“书”，用于代词是指用刀在木头上刻划历象文，用于名字是指历象文。

词汇化的文本是与词汇密切联系的文本，是词汇的符号化，也是当代一般象征意义上文本。当代社会风气最大的两个谬见是把词汇化的文本当做文本这类，把词汇化文本的起源地当做文本这类的起源地。说什么古印度河的楔形文本是人类文明最早文本，其次是我国的金文。其实，不论西亚的楔形文本，还是我国的金文，都非文本的稳态，而是文本的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的，也是整座人类文明的文本的稳态是历象文。人类文明文本起源地于我国的历象黄金时代。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金文“文”字是两排契齿纹的交错，文是指历象文，是指历象。“当代文明”是因“文”而“明”，也是因“历象”而“明”。故而，“当代文明”是“历象明”。同样，“人文”是用“文”去“化”，去仁义。也是用“历象”去“化”，去仁义。

对远古时期艰难的历象黄金时代，在我国最主流的传世历史文献中，在《五经》中，尽管信息很少，但却有明确的历史文献记载，传统的我国人也深信不疑。“三皇三皇”的发展史框架是建立在历象黄金时代的此基础之上，“三皇三皇”黄金时代是历象黄金时代。而已到了“三皇”黄金时代，历象社会风气秩序开始遭遇民族意识的冲击，包括黄帝在内的“三皇”，其了不起之处都是在于，拼命抵制民族意识，努力捍卫我国自身所所谓的历象人文。“三皇”黄金时代的历象社会风气秩序更纯正，“三皇”黄金时代历象社会风气秩序开始变得残缺。因而，“皇”比“帝”更了不起，更美好。

我国当代文明起源地于历象黄金时代，历象是我国当代文明的终极目标和有机体。对人类文明而言也是这般，即人类文明当代文明也起源地于历象黄金时代，历象是人类文明当代文明的终极目标和有机体。我国因历象而进入当代文明，我国以外的地方即使当代文明的交流，直接和间接接受我国的仁义而历象化，也随之逐渐当代极为重要。

须要指出和强调的是，英文本义上的“当代文明”、“人文”，我国以外的所有地方，在所有时期，都不曾再次出现。即使，历象黄金时代实际上在我国发展史中再次出现，“文”也实际上起源地于我国发展史，为我国发展史所所谓。当代象征意义上的英文“当代文明”、“人文”，严重被西化了，英语化了，与传统象征意义有其本质不同，更多地是指一种日常生活方式，以及按这种日常生活方式日常生活的地区和人民。

然而，令人痛惜和惊诧的是，对于我国和人类文明当代文明拥有这般此基础地位的历象黄金时代，当代人却选择了漠视和驳斥。不或者说认知历象黄金时代，不实际上难以去或者说认识和认知人类文明文本的发展史和其本质，更重要的是，也难以或者说认知人类文明当代文明自身，难以认知人这类。

我国以外的欧洲人，他们对历象黄金时代选择漠视和驳斥还是有谅可原的，即使在我国以外的西方本来就不存在历象黄金时代。没历象黄金时代，就意味着西方缺乏当代文明核心理念基本要素起源地的发展史，缺乏“文”的起源地的发展史。因而，有史以来，我国以外的欧洲人都是认为当代文明的核心理念基本要素都是由神所创造的，是神所赐予的。不论古印度河苏美尔，还是后来的基督教，都是这般。唯有我国一直认为当代文明的核心理念基本要素是由古人基于经验所创造，并一代一代传承。

对于当代的我国人，跟在当代欧洲人屁股后边，也开始对历象黄金时代选择漠视和驳斥，对“三皇三皇”的发展史进行漠视和驳斥，是不可饶恕的，是辱没祖先，是数典忘祖。然而更讽刺的是，本来“数典忘祖”是大逆不道的，是非常恶劣的行为，但是在当代的我国，也似乎快成褒义词了。

历象实质上是一种信用保障工具，简单地说，是一种信用工具。契约书黄金时代实质是信用黄金时代，历象之治实质是信用之治，历象社会风气秩序实质是信用社会风气秩序。

信用社会风气秩序之所以会再次出现，其根本并不在于作为信用保障工具的历象的发明和应用，而是在于当时的我国人这类是高诚信的，当时的我国社会风气也是高度重视个人诚信，把个人诚信看成个人立身之本，看成社会风气存在之终极目标。

我国之所以能够在远古黄金时代，就开始将个人诚信做为个人和社会风气之核心理念，关键原因在于，我国在那时就对世界的稳定性建立较好的信心，从而对人这类建立较好的信心。《易传》说“乐天知命”，《左传》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说“天视听自我民视听，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这里的“天”是“自然”是“世界”。天是绝对的善，值得人去绝对信赖。

也正即使天是绝对的善，值得绝对信赖，它也就变得绝对不重要，无需人去关心和理睬，更无需人去干预，即所谓的“百姓日用而不知”。人唯一须要关心和重视的是人自身，去做好人自身，去诚信。人的问题，核心理念就在诚信。

一部易经其实是围绕两个“贞”字而展开，即“元亨利贞”之“贞”。“贞”是“守正”，“正”是人的本心本性，“守正”是《中庸》“率性之谓道”之“率性”。《中庸》还说，“诚者天之道”，因而，“诚”、“率性”、“贞”，是同一回事，都是“道”。

也是在这个象征意义上，《周易·系辞》总结说：“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吉凶并非绝对外在的，不存在绝对外在的吉凶，人自身的内在的“贞”才是外在吉凶的决定者，只要你“贞”了，最终结果一定是吉的。天地的存在也是在贞，即遵从和坚守天地自身的本性，做真实的自己。因而，天地的存在也是在展示贞的道理，即“贞观”。日月也是遵从和发挥自己的本性，做真实的自己而发出光明，即使发光是日月的本性。总之天地万物看似缤纷复杂，但是它们的存在都是在顺应和坚守自己的本性上，在贞上，却是统一的。

在这一点上与古印度河苏美尔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对照。他们对世界的稳定性缺乏基本的信心，认为世界是高度不稳定的，人类文明时刻面临被灭绝的危险。也正是对世界的稳定性高度不信任，导致他们对人自身玩法建立信心，同时也产生幻觉，认为世界是受世界以外的某种力量所创造和操控，构造出了神和宗教。

宗教起源地于对人自身的高度不信任，同时，对人不信任也一切宗教的核心理念特征。对人的不信任相应的是，对虚幻的神的信任。信神不信人必然导致，人们重视神，而轻视人；重视神的日常生活，而轻视人的日常生活；重视神的天国，而轻视人世。

从这个象征意义上说，宗教是一种低信用、低信心人文，这种人文显然难以再次出现以个人诚信为此基础的个人亲密关系和社会风气社会风气秩序，不可能发明契约书，建立契约书社会风气秩序。

直接起源地于西欧的所谓的当代当代文明，号称是反宗教的，具体是反基督教的，但是，也并未再次出现对人自身的或者说信心。当代当代文明对人自身依然是高度不信任的，在这一点上，完全继承和延续了宗教黄金时代的做法。当代当代文明的终极目标是科学和民主，而非人的诚信。科学是科学真理，民主是民主制度，都是当代人所虚构的，赖以增强人的信心的东西。

当代人骄傲地认为，宗教黄金时代的神是虚幻虚构的，信仰虚幻虚构的神是愚昧和迷信。认为当代的科学真理和民主制度与宗教黄金时代的神其本质不同，都是客观真实的，而且可以保障和增强人的幸福。其实，科学真理和民主制度、人权制度，和宗教黄金时代的神并无其本质区别，也是被人所虚构出来的。信仰科学和民主，与信仰上帝并无其本质不同，都是以对人自身的不信任为此基础，都是愚昧和迷信。

因而，从其本质上说，当代当代文明的再次出现并非是对宗教的彻底驳斥和摆脱，而而已一种宗教改革，对过去的宗教有较好的继承。当代当代文明其实是一种新的宗教形态，科学和民主，以及由其所派生出来的资本主义，都是新的神，当代科学其实是新神学。

唯有对人自身高度信任，以个人诚信为此基础的人文，才是或者说非宗教的。一旦对人自身建立真生的信心了，以个人诚信为考虑重点和中心了，人也就自然不会去虚构一些外在的东西，去增强人的信心了。唯有此时，人才能或者说摆脱愚蠢和迷信。即唯有对人自身的信心、信仰，对个人诚信的信心和信仰，才是明智的，才是不迷信的。

前面是铺垫，下面开始进入正题，杨曙明金文“聿”。

“聿”的金文有两种字型，一种字型和“尹”等同，是不太常见、非常态的字型。第二种字型的字型的主体依然是“尹”，但是却在代表刻刀的竖线上加了“八”字符。而金文“律”字的“聿”也是带八字符的。这意味着，带“八”的聿，才是其常态字型。

因而，总体而言，“聿”字是加“八”的“尹”。前面我们已经杨曙明了“尹”，当代的关键是弄明白“八”字符的象征意义何在？

《说文》：“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八”是“分”字之初文，本意为分。后被借用为数字八，加刀为“分”。《尔雅·释器》：律谓之分。疏曰：律一名分。《说文解字》： 律，均布也。显然，律的分、均布之意，来自“聿”字中“尹”上的的八字符。

这意味着分、均分是“聿”的重要特征，也是“尹”的重要功能，这体现历象的订下和纠纷的处理过程中。

前面说过，“尹”字本意有二。两个是历象的订下过程，这个过程须要杨开第的参与，杨开第不仅在技术上刻划历象，而且还要协助契约书双方达成共识条款，并且作为证人。“尹”字的术语是指杨开第。作为杨开第的“尹”，不仅懂得历象的刻划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德高望重，道义道德水准很高，即使唯有这般，才能更好地为双方评理。

不论在历象的订下过程，还是在订下之后的执行过程，双方之间如果再次出现分歧，可能都须要作为第三方的“尹”来出面调停，评理，以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的共识。“尹”的调停过程，是在双方之间消除分歧的过程。如何才能消除分歧？关键在于公正、公平，而且双方都是认可的公正公平。即《说文解字》所说的“律，均布也”。

历象是一种信用保障工具，而从根本上来说，信用的此基础是契约书双方自身，来自双方自身的诚信，并非来自历象。从技术上说，信用是对历象条款的遵守。但是，历象条款并非外在规定，而是契约书双方之间的共识。即便作为杨开第和调解人的“尹”，在共识达成的过程中可能会起重要作用，但是，其作用和历象一样的，是外在的。共识的真真主体是契约书双方自身，杨开第的作用而已增加认知和互信。

因而，“聿”的原始的核心理念内涵应该是契约书双方所达成的共识条款，对于这个条款，双方有必须遵守的义务。这也是“律”的核心理念内涵。

“律”是以个人诚信为此基础的，基于完全自愿自主原则的，人与人之间所达成的共识，而非独立于当事人的，外在的权威规定。人之所以要遵守“律”，原因在于，这个律是经过我认同、接受和承诺的，其权威性就来自我自身的认同接受和承诺，来自我的诚信，而非来自我以外的任何人外在权威。

因而，“律”是诚信在历象活动中具体表现，是诚信，也是“道”、“道义”。

《周易·师卦》第一爻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凶”。意思是出兵打仗要遵从道义。这是“义兵”、“义战”的起源地。其实质也是用我国所谓的历象人文去改造和同化外来和后起的战争人文。

当代汉语中“法律条文”之“律”，“规律”之“律”，完全偏离了“律”字之本意，彻底沦为外在之“律”，成为人必须服从和遵守的外在的权威性的规定，把传统中的参与人基于诚信的共识性因素，把参与人的直接认同、接受和承诺完全剔除了。

在当代的“法律条文”和“规律”中，其具体条款的权威是来自人的诚信以外的“客观因素”。它们生成无需当事人自身的参与，相对于“客观因素”，当事人自身是不重要的。而“法律条文”和“规律”条款的具体生成过程中，又表现为两个“学术研究”过程，是由法律条文和其他各门学科的专家们所主导。

因而，法律条文和各科的科学专家就成为权威之源头，与宗教黄金时代、宗教社会风气祭司是权威的源头等同。“客观真理”替代宗教黄金时代的神，成为当代当代文明新的神。科学家们都是可以发现和接触客观真理的人，如祭司是可以与神接触的人一样。（DYH:道义社会风气）